马强|城乡之间的达恰:俄罗斯人独特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开放时代杂志 2019-01-16 12:18:08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图片来源:《C周刊》。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俄罗斯城市居民位于乡间的独特的生活和生产空间——达恰,它具有休闲和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功能。在俄罗斯,人们在面对城市里紧张快速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等问题的时候,开始重新认识并重拾农耕和乡村生活的价值。俄罗斯(苏联)政府的相关土地和住房政策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可以进行休闲式农耕的空间,达恰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休闲地和城市家庭生计的补充。城市居民定期地或者不定期地到乡村“成为农民”,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享受亲近自然的静谧的乡村生活,这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调节。如今,“到达恰去”已经成为俄罗斯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恰生活也起到了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城乡之间的达恰为我们呈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异途。


关键词俄罗斯 达恰 休闲式农业 城乡互动


  在俄罗斯,如果乘坐电气火车从满是高楼大厦的城市驶出,你的眼前马上就会出现别样的景致:一片片被涂成五颜六色的俄式木屋次第出现,这些木屋散落在森林边、小河畔,有的依山而建、有的傍水而居,俨然一副俄罗斯乡村的风情画。但这不是传统的乡村聚落,而是城里人的乡村别墅区。在俄罗斯,城市家庭在城郊以及乡村边缘几乎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份地,在这块份地上建造的乡间别墅被俄罗斯人称为“达恰”。除此之外,人们对这块份地还有其他的称呼,如农家宅院(усадьба)、菜园(огород)、花园(сад)等,这表明达恰份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多样性的功能,它不仅是居住和休闲之所,还是出产新鲜果蔬的农地。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个位于城乡之间的独特空间,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达恰在俄罗斯的发展史。


  一、达恰的历史与现实


  在俄语中,дача的词根表达“给予、赠与”之意,达恰在沙皇时代是沙皇赏赐给获得爵位的贵族的休闲地,最早被记载的达恰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21年送给自己的妻子的。在19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近郊的乡村建立了很多适宜于夏日休息的达恰区。而在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的修建,这些用于休闲的村落(посёлки для отдыха)分布在城市更远的郊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达恰作为休闲地规模已经逐渐扩大,遍布各大城市的近郊。到了19世纪末,达恰的休闲生活已经成为俄罗斯特有的社会现象,见诸于这个时代的各种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根据当时的统计,在1888年,莫斯科周边有超过6000座达恰,分布于180个村庄,每年有4万人到乡下度夏。很多莫斯科家庭从春到秋都会住在达恰里,大多数达恰都建在铁路车站的旁边,从城里到达恰非常便捷,一般不超过40分钟。在革命前的俄国,达恰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不只是贵族的奢侈品,而是普通市民也可以享用的郊外宅院。


  在苏联时代,达恰的功能变得更加多样。十月革命以后,原有的达恰被收归国有。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城市的郊区出现各机关单位建立的与原达恰极为相似的“集体庄园”(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сады),这是为本单位的公务人员提供栽种水果蔬菜的菜园,同时也是他们与家人共度假日的休闲之所。最先开始兴建集体庄园的是共产党的机构。1949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为工人和公务人员建立集体的或个人的菜园份地和花园份地的决议,但此时达恰还只是国家分配给政府官员、军官等上层领导的福利。大规模的达恰建设出现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当时,国家为了解决粮食紧缺的问题,在城市边缘辟出农用地,分配给市民,符合条件的城市家庭可以得到600平方米的份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允许在这块份地上建造不超过25平方米的夏日居住的小屋。达恰成为了人们享受乡村宁静安逸生活的休闲度假之所,它已经逐渐成为了城市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上世纪80年代,城里人的三大理想就是:城里的公寓、汽车和乡下的达恰。 


  苏联解体以后,根据俄罗斯联邦相关法律,达恰份地是(公民所在单位)提供给公民或者公民获得的以休闲为目的的土地,公民可以在此建造居所以及其他用途的建筑,达恰份地也可用于种植浆果、土豆、蔬菜以及其他农作物。份地已经归个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在达恰份地上建造房屋已经没有限制,富人将自己的达恰建造得非常豪华,几乎占满了600平方米的土地,他们的达恰已经和汉语语境中的“别墅”相似了。为了保暖,很多家庭用砖石建起了冬日也可以在此休闲的房屋。叶利钦时代通过的一系列法令使得更多的城市居民拥有了达恰份地,1995年底,整个俄罗斯园艺份地和菜园份地的数量超过了3000万块,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城市家庭实际上都得到了这样的达恰份地。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劳动,是一种休息,甚至是一件令人迷恋的事;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对家庭伙食和收入计划的一种重要补充。夏天、秋天和春天数百万城市居民在休息日都奔向自己的菜园。


  沃罗涅日市位于莫斯科以南500公里,是黑土中央区的腹地,沃罗涅日州的首府。沃罗涅日市附近就分布着成片的达恰区,公路和铁路将这些达恰区和城市连接起来,我的房东斯维塔阿姨的达恰份地位于沃城以西20多公里处的“彩虹达恰区”。在彩虹达恰区,每家的份地彼此相连,之间用铁丝网或铁栅栏相隔。几乎每一块份地上都建有达恰,每幢达恰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样式各异。如今的达恰已经不止是仅限于夏季居住的简陋木屋,地基和墙体都是用砖石材料筑成,有的达恰外表还是装饰成传统木屋的形式,窗棂和房檐都雕刻斯拉夫样式的花纹,与乡村的小木屋别无二致。达恰边一般都会建有仓房,用于放置农具和夏天储存水果和蔬菜,达恰不远处还会有独立的баня(俄罗斯蒸汽浴室)和厕所等卫浴设施。院落也是经过主人精心设计,将其打扮成一个美轮美奂的花园:俄罗斯人喜欢鲜花,在大门边、在通往达恰的甬路边都会种满各种鲜花,鲜花盛开的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花香。很多家庭在鲜花丛中、苹果树下搭起架子,让葡萄藤爬满架,人们喜欢在葡萄架下纳凉、聊天、聚餐。在向阳的地方,主人会辟出几块耕地,种一些蔬菜瓜果。


  彩虹达恰区有公共的供水设施,供水管把每一块达恰份地连接起来,从春到秋,每周供水三次用于灌溉,为确保生活用水,也有很多家庭在自己的达恰里打了井。达恰区已经通电,人们可以在达恰使用各种家用电器。以往达恰区的管理权归山下的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解散以后,达恰区的管理归属于七弓区(沃罗涅日州下属的一个区,位于沃罗涅日城郊)政府,每个达恰区设有一个兼职的管理员,管理员的主要职责是征收水电费以及道路和水泵等公共设施的维护。目前彩虹达恰区还没有商店、医院、学校、教堂等公共设施,住在达恰里的人有这些方面的需求时候,都去城里或者山下的村庄。


  2010年参观上海世博会俄罗斯馆,当我走进二楼“花的城市”展区,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花草、圆润可人的瓜果,一股熟悉的俄罗斯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仿佛又回到了达恰。俄罗斯馆的主题是“新俄罗斯:城市与人”,俄罗斯向世界展示的城市重点不是具有高度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而是在“孩子眼中最好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回归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也许从俄罗斯馆的设计理念中我们能理解俄罗斯对于自然、土地的情感,也许能回答我们,为什么几百万人在假日里都会奔向达恰。


  二、作为休闲之所的达恰


  近代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俄罗斯的大部分人口聚集到了城市,至2007年,俄罗斯的农村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7%,而在上世纪初,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还都是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农民身份和习惯的转变无异于第二次社会化。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无法在肉体上或心理上融入过于理性化的和过于组织化的社会,城市中紧张而忙碌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喧嚣嘈杂的环境以及被污染了的空气、水源和食品,开始让有的人厌倦城市生活。对所有这些人,也必须给他们留下生存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乡村生活中找到避难所,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安宁。俄罗斯有着漫长而又阴郁的冬季,温暖的日子一到,市民们纷纷出游享受阳光和大自然。到郊外休闲,这早已是俄罗斯人的传统,生活于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曾经写道,夏天的莫斯科就是一座空城,居民们都会奔向城郊。如今,俄罗斯的劳动者每年享有近一个月的带薪休假(отпуск),人们往往会把这个假期安排在夏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郊外的达恰是最为经济的休闲地。根据“Лавада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2009年的夏天,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选择在达恰度过自己的休假。很多退休的城里人甚至整个夏天都会住在达恰里,在静谧的乡间度过自己的退休时光,追求的是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情调。


  每到周末或假日,乘坐电气火车或自驾车去达恰的人明显增多,且多为一家人相伴出行,大人领着孩子,甚至带着宠物到自己的或者父母达恰里住上两天。彩虹达恰区每到这个时候就会热闹许多,每个达恰里,录音机里播放着悠扬的舞曲,烤肉的吱吱声响还有孩童嬉戏的欢笑声交织成幸福的家庭交响乐。假期结束时,他们大包小包装满达恰菜地出产的蔬菜水果回城,满载而归。


  伊格尔是居住在沃罗涅日的工程师,每到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他都会领着自己的外孙子和外孙女去达恰度假。他的达恰是两层小木屋,这是他二十年来自己一点一点建起来的。一层的主体是一间卧室,摆着两张大床,卧室傍边是一个小厨房,坐在这里喝茶可以看到院中的花草。拾木梯而上,二楼是一间小阁楼,目前还没有完工,推开窗可以看见山下树木掩映下的风景。木屋外还有一个面积很大的门廊,门廊里还安装了秋千、飞镖盘和黑板,为的是让孩子们在下雨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玩耍,朋友来时还可以在这里烧烤聚餐。达恰的院子里有一块细沙地,沙地里摆放着各种玩具,他的外孙和外孙女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伊格尔说,他的一双女儿小时候就是在这里长大,每年夏天他和妻子都会和女儿们在这里度夏,如今她们都已经成家立业,现在她们的孩子最喜欢来这里玩耍。


  居住在莫斯科的丽扎现在正在大学里读书,每年夏天全家都要去黑海边姥姥家的达恰度夏,这已经是她们家的一个传统。她非常喜欢海边的阳光和安逸的环境,尤其是有家人的陪伴让她感觉非常幸福。丽扎的父母是做外贸生意的,她和姐姐都在读书,平时在家里相聚的机会很少,在达恰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让她感到非常珍贵。她经常会向我展示在达恰的家庭聚会的照片,对母亲做的果酱和父亲烤的肉串赞不绝口。从小在达恰生活的经历,让她会干很多农活,虽然住在大城市,但是她对农耕并不陌生,她经常绘声绘色地给我讲挖土豆和采摘各种浆果方法。


  家庭是最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在俄罗斯,没有一家人的相互扶持,很难走出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的那段最为艰难的时光,家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为宝贵的财富。2008年是俄罗斯的“家庭年”,在地铁和大街随处可见的宣传家庭年的海报上,一家人携手在郊外游玩是表现家庭和睦最为普遍的主题。全家人能在达恰一起度假,是增进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感情的有效方式。


  达恰也是朋友聚会的最佳地点,每到自己的生日或者重要的节日,俄罗斯人非常喜欢召集朋友在达恰聚会。在俄罗斯期间,我经常参加这种聚会,主人会拿出自己酿的果酒和腌制的酸蘑菇、晒好的鱼干款待客人,在达恰,主人不愁准备招待客人的宴会,因为餐桌上的所有食物都是在达恰出产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人们在达恰的院子里点上篝火、烤着肉串,总会有人弹起吉他,人们随着旋律轻轻地哼着歌或者跳起舞。品尝着美酒,一点也不会有醉意,酒足饭饱以后可以痛快地洗一次баня(俄罗斯蒸气浴),这样的聚会往往会通宵达旦。我发现,俄罗斯人不常在城市里的公寓请客,而经常会邀请客人去自己的达恰聚会,在这里人们会感觉比较自在,达恰成为人际交往重要的空间。


  达恰也是很多退休老人最为偏爱的居所,他们往往整个夏天都会住在这里。这样的老人在彩虹达恰区有很多,在银行退休的卡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便是其中之一。如今83岁的她每年5月中旬天气转暖的时候就会到达恰里来住,9月天气变冷的时候再搬回城里。前些年,她还能在达恰的菜园里种些蔬菜、花草,如今已经患有严重腿疾的她走路都很困难了,干不了重活。但是她依然会每年夏天都来到这里,达恰的生活让她十分迷恋:白天,坐在门廊上,和周围的邻居聊聊天,听着虫鸣鸟啼,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晚上躺在床上看看电视、看看书,日子比在城里过得舒服安逸。她的丈夫20年前就去世了,达恰里留下了他栽种和嫁接的苹果树,尼古拉耶夫娜对我说,在达恰看着苹果树抽芽、开花、结果,她总能想起丈夫和他们甜蜜的生活点滴,达恰已经成为她的感情寄托。在俄罗斯,老人几乎是独自生活,很少和子女在一起,老年人更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下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对于退休的老人来说,生活在达恰里是有利的,达恰可以使他们在闲暇时间或晚年有事可做,不再孤独,同时也使他们得到一些补充的收入。


  三、作为家庭菜园的达恰


  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较晚的俄罗斯,经常会被称为“农民俄罗斯”。虽然城市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俄罗斯,“绝对不会遇到一个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人:他们或者是过去的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职工,或者是村庄中的居民、农场主,即便是城里人,也可能在自己的达恰里、菜园里干活。”在俄罗斯工业化、城市化的背后,农业劳作还是普遍存在,甚至出现在城市居民群体中,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调查过程中,这些去达恰劳动的城里人都会提到俄罗斯人有着“农民的基因”。我在访谈城里人,了解他们的生命史以后,发现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并生长于农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或经济原因或政治原因,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怀有对于土地、乡村特殊的情感。达恰的设置恰好为寄托这种情感提供了空间,在闲暇之余人们更习惯于回到乡村休闲并从事农业劳动,有些退休老人将侍弄菜园作为自己的主业,甚至常年住在达恰里。


  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惯习”的概念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俄罗斯人对农业、农村的情感。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被构造的和进行构造的意愿所构成的系统”,能动者的惯习,亦即他们理解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基本上是内化了那个世界的结构的结果,就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惯习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且总是趋向于实践功能。而“惯习”是如何以及被什么所构造,奥特娜的理论更为明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一个文化先验图式呈现了一个优势权力的选择,它通过文化故事——神话、寓言、历史等的效能,规定和“冻结”各种文化实践到一个特别狭窄的形式上。当代俄罗斯人依然受到这种文化先验图式——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影响,依托于农耕文明的价值观、生活生产方式的“惯习”并不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马上消失,而且当这些农耕文明在现代社会、工业社会中在某些方面体现有益的价值以后,原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会再次被人们实践。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宣告“农民”社会的终结之时,不得不承认在法国“一种‘边缘的’、生计的、消遣的或奢侈的农业依然存在。……农村历来有许多除从事主业之外兼种小块土地的人……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小城市的资产者,除了他们的公职、官爵和小手工制造业之外,也拥有农业地产”。与法国相似,除了机械化和工厂化的大农业生产之外,在俄罗斯还存在着个人兼营的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的农业生产,这便是农业生产的达恰模式。但与法国不同的是,这种生计的、消遣的农业生产在俄罗斯并不边缘:追溯历史,它是由国家推动的,民众广泛参加的一种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发明;时至今日,俄罗斯有上千万城市居民在达恰定期地或者不定期地居住、劳动,是从事农业劳动的最大规模的人群。


  赫鲁晓夫设置达恰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如今,达恰份地里的菜园也有为家庭提供水果和蔬菜的功能,成为家庭生计的补充。在苏联时代,达恰更多的是体现休闲的功能,但在苏联解体后紧随而来的政治风暴和经济危机中,达恰成了城市居民的救命稻草,达恰里的蔬菜水果让很多人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根据专家们统计的数字,在俄罗斯中部地带,每600平方米的地块每年平均可以收获约540公斤的土豆以及蔬菜和达250公斤的水果。按照市场价格计算,这些产品的总价值在1997年几乎比中等年退休金金额要高1倍。私人经济(经营达恰份地)产值在城市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平均约达20%,在小城市和贫困的外省整个比重要增加50%。


  沃罗涅日州位于中央黑土区腹地,肥沃的土壤加之适宜的气候,使得沃罗涅日州成为俄罗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主要产区。相比于莫斯科,沃罗涅日州的达恰份地体现出了更多的出产农副产品的功能。从乌克兰农村辗转来到沃罗涅日的斯维塔阿姨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分得这块位于顿河边的达恰份地的,但紧接着到来的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她已经再也拿不出钱来在此建造达恰,这600平方米的土地完全成了她的家庭菜园。


  斯维塔刚刚得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她便陆续地种了很多果树,如今这些果树都已经结果。有3棵苹果树、4棵樱桃树、2棵杏树、5棵李子树、1棵山楂树、2架葡萄,今年又种上了两棵梨树,此外,她还种了一大片草莓。除了水果,园子里还有很多浆果(ягода):马林果(марина)、穗醋栗(смородина)、刺李(крыжовник)、越橘(клюква),还有很多浆果就连斯维塔都叫不上名字。在达恰的另一侧向阳的地块,她种了各种蔬菜:西红柿、黄瓜、胡萝卜、土豆、圆白菜、洋葱、芹菜、豌豆、西葫芦、南瓜等等;还有一些用以调味的菜品:如大蒜、绿葱、香菜、土茴香、欧洲防风(пастернак)、天冬草(спаржа)、酸模(щаверь)等等,这些调味品用于煮汤和腌制蔬菜。在菜地边,斯维塔还精心种了几种花,有郁金香、玫瑰、百合和芍药,这些花在不同的季节开放。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斯维塔总会采几束放到城里公寓的房间里,房间顿时有了生气,她还会带着鲜花去曾经和她相依为命的哥哥的墓地上,表达哀思。


  斯维塔在菜园种植的蔬菜和水果与自己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蔬菜用来煮汤,水果做成的蜜饯和果酱是饭后茶点。菜园每年出产的蔬菜水果在当季是吃不完的,由于冬季漫长,俄罗斯人有将各种果蔬保存到冬天的习惯。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每个家庭都有一座面积不小的菜窖,里边储存着土豆、圆白菜、胡萝卜、南瓜等易储存的蔬菜,此外还会密密麻麻地摆满各种罐子,这些是用蔬菜和水果做成的可以长期保存的酸西红柿、酸黄瓜、咸菜、果酱、果汁、果酒等等。每到夏末秋初,人们会大量地从农贸市场购买一种容量为三升的玻璃罐,这是用于冬储果蔬的,冬储果蔬成为家庭主妇这个季节最主要的活计。报纸、杂志和电视上都会介绍制作各种口味腌菜(салат)的配方,果汁、果酱的做法。冬储果蔬是俄罗斯人在农耕社会留下的用以度过漫长冬季的传统,虽然现在在超市和农贸市场上,即使是冬天,这些水果蔬菜也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但人们依然习惯于入冬前在地窖里储存足以越冬的水果和蔬菜。斯维塔解释道,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俄罗斯民族,真的不知道第二天醒来是否还会有吃的,而自力更生地储存好食品,这可以让人产生安全感。


  斯维塔每年在西红柿和黄瓜成熟的时候,都会挑小个的,腌成酸西红柿和酸黄瓜。在俄罗斯,自家腌制酸黄瓜和酸西红柿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即使在城市的家庭作客,女主人也会拿出自己腌制的酸黄瓜让客人品尝,向客人展示自己的厨艺。此外,斯维塔还会用青椒、胡萝卜、圆葱腌制佐餐的咸菜。水果也有多种储存的办法,斯维塔把樱桃、草莓、马林果、穗醋栗、越橘等水果浆果在冰箱里冷冻起来,使它们的汁肉保持鲜度,在冬天用它们做糖煮水果(компот,用水果煮成的果汁),或者直接泡水喝;其余的浆果做成果酱和蜜饯,放在罐子里密封起来,到冬天,可以把果酱和蜜饯抹在白面包上就茶,是非常甜腻的茶点。苹果除了在比较凉快的地方保存到新年以外,多被做成果汁,而葡萄、穗醋栗可以做果酒。


  菜园出产的蔬菜和水果补贴了斯维塔的家计。原来在州政府调车队工作的斯维塔每个月的退休金为4000多卢布,独自生活的她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收入,除去水电、煤气、电话、物业等费用,她的退休金只剩2000卢布,但是要维持一个月的开销,这在物价比较高的沃罗涅日是很难生活下去的。菜园在很大程度上为她减轻了她的食品开销,斯维塔家的餐桌上,每天都少不了从菜园出产的蔬菜、水果、果汁、果酱、果酒等等。此外她还会去山下的乡村购买牛奶和鸡蛋,在城里的超市只是购买面包和少许肉食。斯维塔的退休金不高,但是有了菜园的存在,她十分满意自己的生活,来自于农村的“绿色”的蔬菜、水果、牛奶和鸡蛋的质量值得信赖,她对超市里和农贸市场里的食品并不放心,认为那些商人在其中做了手脚。目前,食品安全问题被媒体不断曝光,“绿色”、“纯天然”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这个意义上,菜园对于俄罗斯家庭尤为重要,不仅仅是能降低食物消费的开支,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己在菜园种植的不施农药化肥的果蔬更加放心。


  在沃罗涅日的广场上,我从来没有见到跳舞、锻炼的中老年人,社区里的体育器材上也很少见到中老年人的身影。开始让我很疑惑,为什么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俄罗斯却毫无痕迹,俄罗斯人真的如很多人认为的懒惰,不爱运动锻炼么?后来我随着斯维塔每天去达恰,我才发现很多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每天都在往返于城市和达恰之间,或者在达恰里长住。在电气火车上,绝大多数都是这群去达恰菜园劳动的中老年人,这群白发一族称自己为“神的蒲公英”。菜园里的农活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春天耕种、夏天浇水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育肥,自己的所有时间都在这600平方米的菜园里忙碌。在菜园里劳动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锻炼、一种休闲,与土地接触、有花草相伴,在此中能够真正地放松身心,这是很多人非常享受在达恰从事农业劳作的原因。对于城里人而言,在达恰里劳动收获的蔬菜水果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他们除了自己食用、补充家计以外,还会送给亲戚和朋友,但极少人会把这些水果蔬菜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四、位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达恰


  彩虹达恰区依山而建,顺着山间的小道,不到200米便能到山下的诺村。如今达恰区规模不断扩大,已经与山底的诺村连成了片,彼此只隔了一条马路,但这也成为一条彼此认同的界限。虽然同在一地,只是山上山下的区别,但是彩虹达恰区和诺村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是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空间。城里人会不定期地来达恰从事农业劳动,许多退休的老人甚至把菜园里的农活当成自己的主业;而诺村的村民,尤其是年轻的村民大多在城市里的各个机关、工厂和服务行业工作,他们的主业在城市,乡村只是他们的居住地而已。我们可以按照生活的地域将这两类人分成城里人和农村人,也可以按照职业身份将他们的主体划分为工人和农民,但是我们无法将两个分类系统对应起来。工业化让很多农村人成为了工人,而达恰的存在让很多城里人成为了“农民”。在诺村,人们对彩虹达恰区的居民和村民有着称呼上的不同,住在达恰里的城里人被称为“дачные”(达恰人),诺村的村民自称“местные”(本地人),我认为这样的分类比较贴切。


  达恰人和本地人彼此之间保持着经济上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的存在,使得农村除了拥有机械化和工厂化的大农业以外,还保存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规模的家庭农牧业生产,以满足达恰人对于蔬菜、牛奶、肉类的需求。彩虹达恰区里的城里人和诺村的村民早已彼此熟识,特别是村中的饲养牲畜和家禽的家庭与这些“达恰人”关系更为密切。居住在诺村村口的薇拉一家就是这样的家庭,薇拉和丈夫巴维尔并不是纯粹的农民,薇拉是沃罗涅日机械设备厂的试验员,而丈夫巴维尔以前是沃罗涅日警察局的狱警,退休以后在沃城的一家银行做保安。两人并不是每天都要到城里上班,薇拉隔一天上一次班,而巴维尔是隔三天在银行工作一昼夜,在空闲时间他们经营家庭副业作为生计的补充,薇拉一家饲养了一头奶牛,还有几十只鸡、鹅、火鸡等家禽。微拉家出产的牛奶、鸡蛋以及肉食主要卖给达恰人,其中牛奶是达恰人需求量最大的食品,根据达恰人的预定,薇拉会排好一个时间表,达恰人会按照事先排好的时间来薇拉家取刚挤的鲜牛奶。达恰人对这种纯天然的鲜牛奶特别青睐,即使价格高于市场也乐于购买,人们普遍认为城里超市和商店里售卖的经工厂制造出来的牛奶质量得不到保障。


  在诺村,薇拉家周围一共有四五户村民都是从事这种面向达恰人的家庭副业,很多达恰人都是通过买牛奶和村民熟识的。上世纪80年代末,刚刚分得份地的斯维塔开始到山下的薇拉家买牛奶,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斯维塔已经与薇拉一家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斯维塔取牛奶的日子是星期五,每次去都要给薇拉家的猫和狗带去吃剩的鱼和骨头,如果薇拉在,她会和薇拉聊家常,薇拉和巴维尔都去上班的时候她会帮忙喂一下家禽,薇拉是斯维塔为数不多的好朋友。除了牛奶,斯维塔有时还在薇拉家买些鸡蛋,新年之前,她还会买些鸡和鹅,斯维塔的菜地没有更多的土地种土豆,她会在薇拉这里买上几桶土豆。每到取牛奶的日子,斯维塔会从薇拉家拉一些牛粪、鸡粪为菜园积肥,增加土壤的肥力,因为她从来不在自己的菜园使用化肥。秋天的时候,相熟的达恰人家会送一些品相不好的苹果给薇拉家喂牛,薇拉总会送给他们一些牛奶作为报偿。


  达恰人和本地人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身份和地位的高下之分。薇拉的儿子谢廖沙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当年来达恰度夏的城里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并长大。谢廖沙对自己生长在农村并无自卑感,他说,“这里很安静,很适宜生活。我帮助父母照料家里的产业。我什么活都会干,你看我的手上都是老茧就知道了,这样挺好的,以后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挨饿”。父亲巴维尔对儿子也是赞不绝口,与城市里的孩子相比,甚至有些自豪,“我看谢廖沙比那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强多了,他什么农活都能干。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知道的多,城里人办事只会按照程序一样一样的来,不会绕弯儿,农村的孩子就是在平常干活中学会绕弯,学会怎么干活最省力。到了社会上,谢廖沙不会比城里的孩子差”。实际上,很多城市里的孩子也会在达恰的生活中学到很多生活技能,会干许多农活,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热爱自然、热爱土地。在经历了达恰生活的人的观念里,城里人并不比农村人高贵,因为达恰人本身就是在从事着农民的活计,这正是达恰人和本地人能够平等交往的基础,是城乡平等互动的基础。


  五、结语


  工业化以来,工厂大机器生产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田园牧歌的宁静。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农业耕作不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几百年以来,农民背井离乡,不断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传统的农耕文明逐渐萎缩、消失,乡村的社会关系被重构。农村空巢化和城市人口过剩引发城市病成为城市化进程中难以解决的相辅相成的问题,这就是当今世界城乡关系的普遍的图景。


  但在俄罗斯的民族志经验中,我们发现,城乡之间资源流动并不是单边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同时还存在着相反方向的流动。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城里人成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要阐释这种城市化的异途和城乡之间平等的互动产生的原因,我们应该在俄罗斯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面临的现代化问题中寻找答案。首先,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建立了农业补贴工业的“剪刀差”政策,但不存在对农民、农村的污名化。相反的是,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身份由宗法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工业化之前对于农民的歧视和偏见逐渐消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官方的意识形态将农民和工人视为地位平等的劳动者,这就为城乡之间的平等交流创造了基础。其次,国家主动地为城市居民从事小规模的和休闲式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空间,达恰份地的提供以及达恰建设的合法化,使得城市居民有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再次,俄罗斯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遗传着“农民的基因”。传统农耕文化在人们的实践中依然有着影响力,俄罗斯人更乐于亲近土地和自然,传统时代的生活习惯(如储存食物)和消费习惯(自给自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遗存。达恰的存在恰好满足了俄罗斯人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需求。最后,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有着诸多不适,如高频率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被污染的环境等等。人们在享受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带来种种生活便利的同时,这些城市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而农耕文明似乎是治疗这些城市病的一剂良药。农耕和乡村生活成为人们暂时或者长期地逃避城市生活的方式,乡村生活因其宁静和天然的生态环境对城市居民更有吸引力,乡村里的达恰正好满足了城市家庭的需求。此外,达恰作为一种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对于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建立、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养老等社会保障等问题的解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民族志的经验往往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可比较的维度,在异文化中发现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联系到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俄罗斯城乡互动的经验对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有着借鉴意义。中国与俄罗斯经历过相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中国的城乡格局仿佛只有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走进城市成为农村人的理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从乡村涌向城市,无数农村的孩子通过教育来摆脱农民的身份而走进城市。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农”、“农村”、“农民”这些词语被污名化以后,从农村到城市仿佛是被救赎的向上流动;而从城市到农村,则似乎跌入地狱。与此同时,城市的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让城市居民不堪重负,宁静的乡村生活为城市居民所向往。有些人已经在郊外购置别墅,但这仅限于富人阶层,普通的城市居民还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享受这种安宁的生活。当然,在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条件下,不可能完全照搬俄罗斯的经验,分给普通市民以农地。但俄罗斯的经验告诉我们,城乡之间、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平等互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面对三农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将目光盯在增加农民收入之上,更重要的是要重拾农业、农村、农民的有益价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应祛除对农民、农村的污名化,将农民视为一种中性的劳动职业而并不是与诸多劣根性相关的社会—文化形象。从而会抑制盲目的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同时为城市向农村流动、从市民成为农民创造可能性,为新的乡村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的建立创造条件。


   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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